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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 晁错成了背锅侠（第1页）

七国之乱：晁错成了背锅侠

这场叛乱以吴王刘濞（高祖之侄）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菑川、胶西、胶东七国参加，史称“七国之乱”。

那么，这七个诸侯国为何会联手发动叛乱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时的政治制度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便废除了先秦分封诸侯的“分封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惜秦朝并未因此长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后，很多人认为，若无四方诸侯作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刘邦便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在其他地方实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般拱卫中央。

这样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诚然，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家发生叛乱，诸侯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避免重蹈秦朝孤弱而亡的覆辙。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刘邦设计的“郡国并行”二元体制亦然。因为分封诸侯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诸侯都是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拥有自决权。那些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就有可能因势力膨胀而日渐坐大，最终对中央

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四方诸侯中的老大。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国内既有铜山又有盐场，丰腴富饶，经济发达——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谓富甲一方，势可敌国。像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当然不能任其坐大，必须想办法进行遏制。

汉文帝时，一代名士、著名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称为《治安策》，核心思想便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天下的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诸侯国，通过削除封地的办法，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

文帝采纳了这个策略，于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小国；将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小国。然而，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等吴王刘濞死后，再顺势将其封地分割。不过，还没等刘濞“翘辫子”，文帝自己就先归天了，这个棘手的难题被留给了景帝。

巧合的是，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居然还有一桩私仇。

刘启当太子时，有一天与吴国太子刘贤弈棋，二人起了争执，且刘贤的态度颇为骄慢。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在了他的头上——不料这一砸竟

然把刘贤给砸死了。吴王刘濞平白无故死了儿子，内心的仇恨和怨念可想而知。他虽然没有当即造反，但从此便称病不朝，以示抗议。

文帝自知理亏，只好替吴王开脱，说他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还派人给他送去了坐几和拐杖，以表朝廷优容忍让的态度。

“弈棋事件”虽然表面上就这么过去了，但在吴王刘濞的心里却始终没有翻篇。而景帝即位后，又开始重用晁错，锐意削藩——于是朝廷跟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公愤私怨就这么搅在一起，最后当然会来一个总爆发。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自少研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稍长，晁错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此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晁错颇受文帝赏识，也备受刘启（时为太子）的倚重，被东宫上下称为“智囊”。

刘启即位后，晁错被擢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晁错开始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屡屡向景帝上疏，“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等诸侯开刀。对此，诸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

号，悍然起兵，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

七国反叛的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

当时，汉家天下承平日久，一下子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有些慌了手脚，景帝更是忧心如焚。按理说，作为景帝最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危急形势，晁错理应一肩挑起平叛重担，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然而，此刻的晁错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从容，反而昏招频出、一再犯错，以致一步一步走向了身死族灭的悲惨深渊。

晁错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有远谋而无近虑。

他力主削藩，这一政策目标固然没错，可他却没有相应的实际操作能力，以至于叛乱一起，就乱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

第一条，是“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就是让景帝御驾亲征，由晁错坐镇京师；第二条，是“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意思是徐县、僮县一带（今江苏省泗洪县、安徽省泗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可以割给吴国。

很显然，这是两条荒谬至极的主意。

晁错为何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强替他找到这样的理由：

首先，晁错让景帝御驾亲征，估计是为了提振军队士气，就像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便亲

自披挂上阵一样。可问题在于，景帝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平天子，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带过一兵一卒，岂能与戎马一生、血染征袍的高祖同日而语？再者，晁错身为臣子，让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却在长安躲清闲，并以留守之职统揽朝政——实在是显得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