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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帝国 叛乱纷起巫蛊发端（第1页）

第十章

大时代落幕

血腥的帝国：叛乱纷起，“巫蛊”发端

随着晚年的武帝刘彻在昏聩暴虐、滥用刑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整个帝国的统治机器也变得越来越苛酷而残暴。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武帝用严刑峻法统治天下，喜欢重用酷吏；于是天下各郡国的主政官员便日益“酷吏化”。而基层官吏和百姓非但没有在严酷的法网中变得温良恭顺，反倒逆向而行，动不动就触碰法网。

上有暴政，下必有暴民。这是千古不易的铁律。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青年时期的武帝刘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才会将儒学奉为治国思想。然而他所尊奉的毕竟是“儒法合流”的儒学，且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所以到了中年，尤其是晚年以后，儒家的德治、仁政理念便被他抛之脑后，只剩下法家的酷吏统治和变本加厉的严刑峻法。

于是，跟暴秦当年发生的事情一样，到了天汉年间，即武帝刘彻六十余岁时，函谷关以东的百姓便纷纷揭竿而起了。暴动的烽火一经燃起就迅速蔓延，遍及豫、楚、齐、燕、赵等地，呈现出燎原之势。

大的民变武装有数千人。他们攻打城邑，夺取官府军械库的武器，释放监牢里的死囚，逮捕各郡的

太守、都尉，斩杀二千石的高官。

小的民变武装也有数百人。他们劫掠乡里，四处流窜，攻击、抢劫过往商旅，以致很多郡县道路断绝，无法通行。

武帝刘彻接到雪片般飞来的各地急报，不禁有些难以置信。他立刻命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有关官员，调集力量镇压各地民变。然而，各级官府平时欺压百姓很有一套，碰上这种有组织暴动就抓瞎了，折腾了好一阵子，就是搞不定。

紧要关头，武帝刘彻只好祭出大招，迅速任命了一批直接听命于他的全权特使。这批人穿“绣衣”，持节杖，佩虎符，故称“绣衣直指”，也叫“绣衣御史”或“绣衣使者”。

“绣衣直指”是一般酷吏的升级加强版，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历史上“秘密警察”之滥觞。后世三国时期的吴国“典校”，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内卫”，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锦衣卫”等，都是它的效仿者。

一般酷吏只拥有调查权和执法权，而“绣衣直指”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调动军队的权力，且持有节杖，可临机专断。所以到了地方上，连封疆大吏都得对他们唯命是从。当然，“绣衣直指”并非常任官，只为专案而设，事毕便会被收回权力。

由于可以调动各地军队协同作战，这批“绣衣直指”一出马，立刻对民变武装实施了沉重打击。一些大的郡，官军动辄斩首一万

余级，小的郡也能诛杀数千人，其中就包括那些给叛军充当向导、提供饮食而遭连坐的普通百姓。

几年下来，各地叛军首领大多被官府捕杀——可叛乱并未就此平息。被打散的民变武装往往没过多久就又啸聚成群，占据山川险要，让官军疲于奔命，很是头疼。

民变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源还是在于朝廷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榨取。

这些年来，武帝刘彻一方面连年用兵，征战不休；一方面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各种巨额耗费，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同时，各级官府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也为了自身种种利益，必定会层层加码，对百姓进行各种盘剥。其结果就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不堪重负的老百姓想活下去，要么是抗税，要么是逃亡，总之就是被迫触碰法网。而武帝刘彻为了维持对民间的强力榨取，又会以酷吏统治和严刑峻法来“保驾护航”。这就形成了一个“压迫—反抗”“更大力度压迫—更大力度反抗”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走投无路、动辄得咎的老百姓，不得不采取揭竿而起的最极端方式来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地步，最好的缓和矛盾的方法，就是武帝刘彻必须反思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改变统治方式，修改现行政策，还百姓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够活下去

并休养生息。说难听点儿，就算是割韭菜，也得让它长一长，不能连根都刨掉。

然而，此时的武帝还远不到反思的时候。他认为，“盗贼”之所以反复滋生、除之不尽，问题在于各级官员没有尽力，法令还不够严苛。

于是，他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官员“怠政”的法令，称为“沉命法”。具体措施是：凡各郡国出现变民，官府没有及时发觉，或发觉后未能全部逮捕的，那么该郡国上自二千石官员，下至最基层的小吏，一律处死。

这就是典型的扬汤止沸——本来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问题，却指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来解决，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沉命法”的颁布，让大汉帝国的各级官吏变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果说之前的严刑峻法导致了民不聊生，那么现在则连官员也无以聊生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郡国的基层小吏为了保命，就千方百计隐瞒当地的暴乱情况。而上头的官员也不希望他们汇报实情——因为民变武装的人数一旦统计上来，他们就有责任把所有变民全都清剿干净，一个都不能漏掉，否则自己就得掉脑袋。

如此一来，基层小吏和上级官员就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反正只要你不说，我不说，那就天下无贼了，管他实际情况坏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上下级之间的往来公文，全都是虚头巴脑的粉饰之词，

所有人都在互相忽悠，也都在彼此包庇。

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史记·酷吏列传》）

当然，武帝刘彻也不是瞎子、聋子，他在位快五十年了，官场上的那些套路和猫腻能不清楚吗？尤其是他派出去的那帮“绣衣直指”，更不是吃干饭的。

其中，一个叫暴胜之的，便是官员们的噩梦。

此人每到一处，必定干掉一大票弄虚作假、尸位素餐的官员。“老虎”也抓，“苍蝇”也拍，死在他手底下的二千石以下官员多到不可胜数，一时间“威震州郡”。

短短几年后，暴胜之便因功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春，武帝刘彻又以一种极为残忍的刑罚杀了一个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