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性格内向,如果别人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能一天不言语,却又胆大妄为,在我们那一片胡同大杂院儿小伙伴当中,可是有名的“蔫土匪”,和别人打赌睡过停尸房、爬过工厂的大烟囱,脑子一热没有不敢干的,干什么事都不计后果。
我还有一个毛病——从小认死理,不论出了多大的事,能自己扛就自己扛,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不给别人添麻烦。
只要是我自己惹的事,我绝不去找别人踢脚儿,如果说让别人帮我办了,那等同于认栽。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没少让我吃亏,更没少招灾惹祸。
其实我上小学那阵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至少规规矩矩,学习成绩也说得过去,但是升入初中以来,随着青春期叛逆期接踵而至,让我定力全失,再加上跟二黑打架一事,迫使我和李斌等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虽然我和小石榴并不想轻易入伙,但是近半年所有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李斌他们参与在其中。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仅凭我和小石榴两个人,绝对成不了大气候,一定得借助李斌现有的力量,才能够站得住脚,说白了这就叫“借横”。
李斌对我和小石榴也是“求贤若渴”,我们就彼此心照不宣地一拍即合了。
李斌也确实有当大哥的范儿,咱绝不夸张,他长得有几分像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也是大高个,修长笔挺,小圆乎脸儿,面部轮廓清晰,一笑透着一肚子坏主意。
当初在我们那一带第一个穿rb风衣的就是他,一脑袋油渍麻花的怀卷儿,派头十足,要不我们老城里有名的漂亮姐“大公鸡”,怎么会玩命追李斌呢?
我之前从李斌手里接了一顶将校呢帽子,如今成天和他混在一起,总觉得欠着他的,当然不止物质上的,还包括人情债,李斌屡次为我出头,不论他起的作用是大是小,他也都到场了。
于是我一直想着,必须送他点东西。
小石榴对此不以为然,他也不太愿意跟李斌等人掺和,但我心意已决,思忖再三,准备物色一顶甲等剪绒帽子献给李斌,权当我和小石榴加入李斌团伙的觐见礼。
剪绒帽子脱胎于“帽”,也就是解放军55式冬季棉帽,用四瓣羊皮面缝制而成,里面絮上棉花,定型之后把外层羊毛修剪得齐齐整整,摸上去手感极佳。
那时候剪绒帽子分甲乙丙丁四个档次,甲级帽子差不多三十块钱一顶,至少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而最低档的一顶也得二十块钱。
大耍儿的标配是一件将校呢大衣、四个兜的军褂、将校呢裤子、校官靴、军挎包。
到了冬天,还得再加上一顶剪绒帽子,缺了哪一样,造型上都差点儿意思。
刚过完春节,海河上还没解冻,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来到北马路二中心医院门前。
大门左侧有一间公厕,泛出一股风干的屎尿味,公厕门前是一盏路灯,细长的灯杆儿顶端挂着一个乌乌涂涂的电灯泡,下面站着宝杰,再往西,下一根灯杆儿下是我。
我对面是南项胡同,胡同口站了四个人——亮子、国栋、小义子和司令。
他们隔着一条北马路盯着我和宝杰。
已经晚上十点来钟了,路上原本就行人稀少,而我们要等的——头戴剪绒帽子的人一直也没出现。
宝杰在我前一根灯杆儿下边,负责寻找目标,并对帽子的品质把关,黄色的、太旧的一概不要。
尽管那时的路灯比较昏暗,但也不至于看不出帽子的成色。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未见到合适的目标。
我焦急地往宝杰那边看了看,只能看出他的大致轮廓,以及忽明忽暗的烟头,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促使我伸手摸了摸别在腰里的刮刀,顿时恶从胆边生,莫名地兴奋起来,不停地跺着脚,活动着几乎被冻木了的双腿,随时准备出手!
还真是有鬼催的,倒霉不分时候,等了一晚上没等到路过的人,突然从二中心医院里晃晃荡荡走出两位。
正好在其中一位的头上,戴着一顶成色非常之好的剪绒帽子。
宝杰赶紧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枚摔炮,我也立即躲进了路灯下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