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带着芸的灵牌回到家乡,我母亲痛哭失声;青君和逢森得知消息回到家中,一边痛哭一边穿上孝服。启堂却劝我:“父亲的怒气还未消,兄长应该还是去往扬州,等父亲回家后,我们婉言劝解,再专门去信让你回家不迟。”
于是,我只得再次拜别母亲和子女,痛哭了一场后,赶到扬州以卖画度日。因离芸的坟地很近,我便常到芸的坟上哭诉祭奠,追忆我们曾经共处的一幕幕场景,如今形单影只,倍添凄凉。偶尔经过与芸共同生活的故居,睹物思人,更勾起无限伤心往事。
到了重阳节,周围的坟墓都是一片萧瑟枯黄,唯独芸的坟墓青色依旧。守坟人说:“这片坟地是风水宝地,所以才地气旺盛、青草不枯啊!”
我闻听此言,默默在心底祝祷说:“秋风已凄紧,我身上的单衣已经不能御寒了。芸啊,你若泉下有知,就保佑我找份差事度此残年,以等待父亲回乡后招我回家的消息吧。”
不久,在江都幕府从业的章驭庵先生要回浙江安葬亲人,于是请我替他暂时代理了三个月的公务。有了这三个月的薪水,我的御寒冬衣便有了出处。三个月满,走出代职的官署,张禹门又将我召至他家暂住。彼时他也失业在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同我说起生活的窘困,我便拿出所有积蓄共二十两银子,全部借给了他,当时告诉他说:“这本是我存下来将来护送亡妻灵柩回乡的费用,一旦有家乡来信让我回去的消息,你便还我是了。”
这一年我在张禹门家过完了年。我早也占卜,晚也算卦,盼来盼去,却总也盼不来家乡的消息。直到甲子年(1804年)三月,我接到青君的来信,才知道父亲病了。接信后,我立刻想回苏州老家去,又怕勾起了父亲的怒气。正在踌躇观望之间,又接到青君的来信,痛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一刻,我内心的悔痛可用锥心刺骨来形容!哪怕是呼天抢地哭干了眼泪,也追悔莫及了。我无暇他顾,立刻星夜启程,飞奔到家。到家后,我长跪于父亲灵前,痛哭哀号,叩头流血。
呜呼!父亲一生辛劳,奔走于外。却生下我这个不肖之子,既没有在他膝下承欢,也未曾端茶送药侍奉于床前,不孝之罪,该如何逃脱?!
母亲见我如此,哭着问:“你怎么直到今天才回来?”
我说:“儿子今日能归来,还幸亏您的孙女青君的来信啊!”
母亲听我此言,顿时会意,她将目光移到我的弟媳身上,半晌,默然不语。
我在家为父守灵直到“七七”,始终没有一个人以家事相告,更无人同我商量过父亲的丧事。我扪心自问,作为人子,我已丧失孝悌之道,已没有资格没有颜面去过问家事了。
一日,忽然有人上门吵闹,呼喊着要向我讨债。我出门回应道:“欠债不还,理应催讨。但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们却趁人之危吵嚷不休,这样做未免欺人太甚!”
其中一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是被人私下招来的,你暂且回避一下,我们向招我们来的人要了报酬自然就走!”
我愤然道:“我欠的钱我自会偿还,你们快点退下!”那些人才唯唯诺诺地四散离去了。
我悲愤交加,将启堂叫出来对他说:“兄长虽然不肖,但并未作恶多端。如果说因我自小过继给了伯父,服丧便要降低一等,可我从未得过一丁点伯父家的财产。此次我奔丧回家,本是尽作为儿子起码的孝道,难道是为争父亲的遗产才回来的?大丈夫贵在能自立自强,我既是净身归来,仍将净身离去!”说完,我返身回到父亲灵幕前,不禁惨然大恸。
我磕头辞别了母亲,又向女儿青君告别,准备离开这纷扰的人世,去做一个不管人间俗事的世外神仙,终老于深山茂林中。
青君正在劝阻时,我的两个朋友,一位叫夏南熏(字淡安)、另一位叫夏逢泰(字揖山)的两兄弟,听说我这边出了点事便赶来了。见我正要离家出走,他们大声劝告说:“好好的家庭弄成这个样子,自然让人生气愤闷。但你父亲虽已去世,你母亲却还健在,你妻子虽已病故,但你的儿子还未成家立业,你就这样两手抛开飘然出世,于心何安呢?”
我说:“现在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夏淡安说:“要不,你暂且到寒舍住下吧。听说石琢堂那边官府带信过来,他准备近日回乡探亲。你何不等他回乡后去拜谒他,到时,他必然会替你谋个公差职位的。”
我婉谢道:“父亲的丧事还不满百日,况且,二位兄长家还有父母长辈,我去了,恐怕会给你们带来不便。”
夏揖山爽快地说:“此番我们兄弟二人前来相邀,也是家里堂上老人的意见。你如果执意不肯,还是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家西边不远就有一个禅寺,寺里的方丈和我交情颇深,不妨先到那里搭个铺盖安顿下来,你觉得怎样?”
我想想再也没有其他法子,便谢过夏家兄弟二人,答应了下来。
此时,青君在一旁说:“祖父留下的遗产估计不少于三四千两银子,你既立意分文不取,总不至于连自己的行囊也不要了吧?我等会去取了来,直接送到禅寺那边父亲的住处去。”
于是,除了我自己带回的行囊,我又从青君处意外得到父亲遗留下的图书、砚台、笔筒等几件文具。
寺庙的僧人将我安置在大悲阁。大悲阁坐北朝南,向东立了一尊神像,西面隔断设了一间房,房内紧靠佛龛位置有一扇月窗。这原本是作佛事的人吃斋饭的斋房,现在,我便在此设了铺榻,暂居其中。阁门位置立了一尊关公提刀塑像,神态极为威严孔武。院中有一株银杏,主干粗壮,需三人合抱,枝叶繁茂,浓荫匝地,满阁清凉,夜深人静起风时,更听得树枝摇动,风声如吼。
夏揖山时常携带着酒菜和果品来禅寺找我对酌,他说:“足下一人独居在这森严清宁之地,到了夜间又睡不着觉时,不觉得恐怖么?”
我笑答:“我一生坦荡耿直,心底也不曾有过污秽杂念,有什么可怕的呢?”
不久后,一场罕见的倾盆暴雨,连宵达旦直下了三十多天。看那雨势,我老是担心院子里那株银杏树会被狂风吹折,倒下来后会压垮房梁,阁楼便也将倾倒不存了。大概冥冥中有神灵在默默保佑吧,一切皆安然无恙。而禅寺外人家的房舍,墙塌屋倒的不计其数;近处农田的庄稼也尽被暴雨淹没了。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暴雨成灾的这些日子,我却在禅寺中日日与僧人作画聊天,对眼前景象不闻不见。
七月初,天终于放晴。夏揖山的父亲,号莼芗的老先生,彼时要去崇明岛做一宗生意,请我随他同去,替他做一些财务账目等笔墨记录工作,此项我总共得了二十两银子的酬金。回来后,正值我父亲安葬,我儿逢森转达启堂的意思对我说:“叔叔安葬祖父缺少银两,想让你资助二十两银子。”我准备将所存的银两全部交给他,揖山见状,坚决不允,又不容分说拿出自己的银子,替我出了一半。我立刻带着青君先到了墓地,等父亲下葬后,我仍旧回到大悲阁。
九月底,揖山因在东海永泰沙有一片田地,又邀我与他同去东海收花红租息。前后往返加上中途逗留时间大概有两月左右,归来时已是腊月残冬。揖山将我在大悲阁的铺盖用具搬到了他家的雪鸿草堂,让我在他家安稳过年。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兄弟,这份情谊却比亲兄弟还亲百倍,真是异姓骨肉啊!
直到乙丑年(1805年)七月,石琢堂才从京城回乡。琢堂名韫玉,字执如,琢堂只是他的号而已,与我是儿时伙伴。他于乾隆庚戌年(1790年)中了状元,后出任四川重庆太守。在平息白莲教动乱中,他戎马三年,立下了汗马功劳。
琢堂回乡后,我与他故友重逢,彼此皆欣喜异常。很快,他将于重阳节这一天携带家眷回四川重庆任所,他邀请我随他同去。我当即便到九妹夫陆尚吾家叩别了母亲,因我父亲的故居已属别人所有,母亲也只能寄居别处了啊。母亲嘱咐我说:“你弟弟是靠不住的,你要珍惜这次出行的机会,好好努力,自立自强。沈家重振家声的重任,就全落在你肩上了!”
我儿逢森送我到半路,忽然泪落不止。我见他如此,内心也凄凉起来,便叫他不要再送,让他回家去了。
船出京口后,因琢堂有一旧友、名叫王惕夫的举人在淮扬盐署任职,便又绕道去了那里与他会晤,我也一道前往,因彼处离芸的墓地很近,我便得以再次去芸的墓地寄托哀思。
船从淮扬返回继续前行后,便溯江而上,一边前行,一边游览两岸的风景名胜。到了湖北荆州,琢堂于半路突然接到升迁他为潼关观察使的调令,于是他让我和他的儿子敦夫及家眷等暂时留在荆州,他自己则轻骑减从赶到重庆过完年,处理完那边的事务后再去潼关赴任。
丙寅年(1806年)二月,滞留在荆州的我和琢堂的眷属们,才由水路动身前往潼关,到樊城后便登陆上岸。接下来的行程可谓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车又重人又多,一路上马匹累死,车轮毁折,尝尽了艰辛困顿,真所谓苦不堪言。
到达潼关才四个月,琢堂又升任山东按察使,专门监察属地官吏。因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因此没有足够财力携家眷同行,我们只好寓居在潼川书院。
直到十月末,琢堂支取了山东的俸禄,才派专人接我们去山东,并带来了青君的一封来信。拆信来看,竟是晴天一道霹雳:我儿逢森已于四月间夭亡了!想起他落泪不止为我送行的样子,竟是我们父子永诀的预兆啊!
呜呼!芸和我只有逢森这么一个儿子,想不到他竟年少夭折,我们竟不再有子孙延续血脉了!琢堂听闻噩耗后,也为我哀叹不已。后来他好意赠我一女子为妾,我便重入春梦,重新拾起一段俗世男女的烟火岁月。自此后凡尘纷扰,身在这熙熙攘攘的人世,又不知该梦醒何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