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察举制下,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天然就存在一种同盟关系。
司马家原本属于河内士族集团,由于实力并不怎么强,所以在曹操阵营之内,这一支力量所占的权重并不大。
如果司以河内士族子弟的身份进入朝堂,那也就意味着从起步开始,他所处的位置就是边缘的,未来的发展空间究竟有多大,只能是一个未知数。
当时实力最强的是颍川士族集团,可以说,曹操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统整个北方,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颍川士族支持的缘故。
而荀或则是颍川士族的精神领袖,所以司得到荀彧的举荐,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融入主流的机会。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作为弱势的后来者,最明智的选择是跟从赢家,而在赢家内部的派系当中,又最好是选择主流中的主流,如此才能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保证自己尽可能不要输。
对司马氏来说,一切切到此还远远不够。
随着曹操的逐渐老去,继承人问题是曹氏集团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司选择了投到曹丕的门下,做了曹丕的中庶子(也就是太子的侍从之臣),与此同时,他的三弟司马孚也开始步入政坛,成了曹植的文学掾——这一次是标准的两头下注。
而南阳诸葛氏做得更绝:老大诸葛瑾投了东吴,老二诸葛亮投了刘备,老三诸葛诞投了曹魏——三头下注。
我现在的处境,与曾经的司马家的处境,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势弱。
比起宗王来说,王生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大义。
他的优势,在于眼光,在于天下大势的洞悉,在于他高筑墙,缓称王,低调发育。,!
东汉末年的社会形态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各个大家族几乎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财富和资源。一个大族,其实就相当于-个袖珍的国中之国,尤其是在黄巾起义以后,这些大族普遍都有了私兵,说是一个弱化了点的诸侯国也不为过。
而同一地域内的各个大族,又会彼此通过联姻交叉持股,最终形成联盟,所以当时就有了颍川士族、南阳士族、河内士族这样的说法。譬如荀或就是颍川士族的代表,诸葛氏则是南阳大族。
长坂坡时赵云给自己喝号,说的是「常山」,要把籍贯带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也是士族子弟。
所以三国时的「国」,和我们通常说的国不是一回事,他们内部的统一程度,其实远不如战国时代变法后的各个诸侯国。
换句话说,魏蜀吴三国并不像三个独立的国家,而像是三个门阀联盟,不过三个联盟都各有一个龙头老大。
以司马氏手中的资本,要想独自立起门户是做不到的。所以天下大乱这个变局,对他们家来说也不存在跑马圈地的问题。
在当时,这个体量的家族要想在乱世中求存,唯一的选择就是带资入股,选择一家加入进去。
司岁那年,曹操就曾经下过征辟令,让他去自己手下做官,结果司称病,躲了这次征辟,然后就一直闭门不出。
司之所以这么干,各种的缘由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一[保留余地」。
司马氏的势力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
因为有资源,所以肯定谁都惦记,又因为资源不多,所以这样的家族很难独自把握自己的名义。
更要命的是,当时河内郡所处的位置,正好夹在曹操和袁绍两派势力之间。
这种情况下,任何赌博性质的押宝都是不可取的,押对也就罢了,押不对就是全族几百上千条颗人头落地。
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任何时候你的首要任务,都不是琢磨什么弯道超车谋求发展,而是生存。
当时,司的父亲司马防和大哥司马朗都已经在曹操麾下为官效命。
按照三国时代的游戏规则,司马氏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算是在曹氏集团入股了。
此时官渡之战刚刚结束,虽然河北的袁绍已经大败,但袁氏残余势力尚存,未来局势的走向其实依旧存在变数,这里面的风险,是司马家承受不起的。
在曹操这边,反正已经有司马防、司马朗父子两人,早就完成了入股,曹操怎么也挑不出司马氏的毛病,那么司马家留着一个声望很高的二儿子司没有为曹操做事,就始终给自己家的未来多保留了一种可能性,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两边下注。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给自己多保留几种可能性,等候最佳的时机,最明智的选择。
看到此处,便是王生也不得不佩服司马家,佩服司,佩服当时的那些士族,当真是多智如妖,把事情的方方面面都给想好了。
司这一等,就足足等了七年。
七年之后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北方,局势走向已经没有一点悬念,这个时候,司就很痛快地接受了曹操的再次征辟,做了司空府的文学掾(秘书长)。
作为缺乏资源的后来者,最好的选择就是永远保证自己能够跟从赢家,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这未必能保证你也赢,但至少尽可能地保证你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