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看来,这七年中战时频发,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蛰伏七年等于白白坐视无数的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
从司的角度来说,他不缺头脑和见识,但司马氏手里的那点资源却不算多。
所以,赢,自然很好看,但输,却一次输不起。
假使曹操最终败了,而司马氏一门又把宝全部押在他身上,届时这个家族的处境就会很尴尬。
他们家的资源,还不够保证新的赢家能够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在这种输不起的局面之下,你能考虑的,首先不是赢,而是不要输。
至于所谓的「机会」,乱世远还谈不上结束,而对曹操这样的明主来说,他用人看的是能力,而非功绩。
所以,入仕早晚,起码对司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能对时局洞若观火,却又能谨小慎微,足足蛰伏七年,不容一丝一亳的不确定性,他的谨慎和耐心,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除此以外,另-一个促成司接受征辟的因素,是这一-次司的推荐人是曹操的高级谋土荀彧。
这里面并不是私交之类的问题,而是荀或对司的意义。
在秦汉时代,官方选拔人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察举制,也就是由朝廷的在任官员来推荐。
一旦推荐成功,被推荐人在日后为官的过程中犯了什么事,负责推荐的那个人也是要受连带责任的。
所以察举制下,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天然就存在一种同盟关系。
司马家原本属于河内士族集团,由于实力并不怎么强,所以在曹操阵营之内,这一支力量所占的权重并不大。
如果司以河内士族子弟的身份进入朝堂,那也就意味着从起步开始,他所处的位置就是边缘的,未来的发展空间究竟有多大,只能是一个未知数。
当时实力最强的是颍川士族集团,可以说,曹操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统整个北方,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颍川士族支持的缘故。
而荀或则是颍川士族的精神领袖,所以司得到荀彧的举荐,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融入主流的机会。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作为弱势的后来者,最明智的选择是跟从赢家,而在赢家内部的派系当中,又最好是选择主流中的主流,如此才能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保证自己尽可能不要输。
对司马氏来说,一切切到此还远远不够。
随着曹操的逐渐老去,继承人问题是曹氏集团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司选择了投到曹丕的门下,做了曹丕的中庶子(也就是太子的侍从之臣),与此同时,他的三弟司马孚也开始步入政坛,成了曹植的文学掾——这一次是标准的两头下注。
而南阳诸葛氏做得更绝:老大诸葛瑾投了东吴,老二诸葛亮投了刘备,老三诸葛诞投了曹魏——三头下注。
我现在的处境,与曾经的司马家的处境,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势弱。
比起宗王来说,王生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大义。
他的优势,在于眼光,在于天下大势的洞悉,在于他高筑墙,缓称王,低调发育。,!
东汉末年的社会形态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各个大家族几乎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财富和资源。一个大族,其实就相当于-个袖珍的国中之国,尤其是在黄巾起义以后,这些大族普遍都有了私兵,说是一个弱化了点的诸侯国也不为过。
而同一地域内的各个大族,又会彼此通过联姻交叉持股,最终形成联盟,所以当时就有了颍川士族、南阳士族、河内士族这样的说法。譬如荀或就是颍川士族的代表,诸葛氏则是南阳大族。
长坂坡时赵云给自己喝号,说的是「常山」,要把籍贯带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也是士族子弟。
所以三国时的「国」,和我们通常说的国不是一回事,他们内部的统一程度,其实远不如战国时代变法后的各个诸侯国。
换句话说,魏蜀吴三国并不像三个独立的国家,而像是三个门阀联盟,不过三个联盟都各有一个龙头老大。
以司马氏手中的资本,要想独自立起门户是做不到的。所以天下大乱这个变局,对他们家来说也不存在跑马圈地的问题。
在当时,这个体量的家族要想在乱世中求存,唯一的选择就是带资入股,选择一家加入进去。
司岁那年,曹操就曾经下过征辟令,让他去自己手下做官,结果司称病,躲了这次征辟,然后就一直闭门不出。
司之所以这么干,各种的缘由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一[保留余地」。
司马氏的势力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