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
“要不怎么说是赶巧呢?你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没这么好帮忙啦。”
茅以升默然不语,他头一次从曾养甫口中听到这么激烈的论调,但他完全理解他的愤怒——突然地把人扔到广东去,内地的工作怎么交托?谁又能继任?
用人又不信人。
他想说些劝慰的话,可是雨声太大了,使任何劝解的话语都显得疲弱无力。茅博士这两天真是为难,原本就不善巧言,偏生接二连三地担任安慰人的角色,共情地沉郁片刻,说:“唉,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我不生气。”曾养甫鼻子里笑,“我只是厌倦了他这样把我调来调去,真论起来,广州市长,党内还认为我升官了呢。”
对于渴望权力的人们来说,两广归政,广州市长当然是个肥差美差,可是对于实干家们来说,他们讨厌功败垂成,浙赣铁路通行在即,开通、归属和运作都要妥善考虑,这时候把主持人遣到广州去做市长,真不知是弄权太精还是脑子太蠢。
不过做市长毕竟不是坐牢,真有什么事,也可以飞回来。
茅以升稍稍释然,忍不住问:“那——那南京的会谈,你们谈得怎么样?”
“怎么样?”他那不自觉地期待的语调,让曾养甫觉得可怜,还觉得心痛,笑了一声,“我只扮演一个传话筒,决策不由我来做,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其实谈得成、谈不成,又有什么区别?抗战于我们来说只有态度、没有选择,难不成是我们谈不好日本就等着我们谈吗?”
门廊太窄了,避不得雨,风雨把他们的半边衣服打湿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唐臣,其实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不长,要不是钱塘江大桥、蘅青推荐你,你我也是无缘相识。”曾养甫将背贴着墙,躲一躲廊檐上溅下的水花,“但共事一年多、两年了,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些年我全力以赴地主持修建铁路,为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就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我们的工厂全集中在沿海的门户地带,工商界舍不得江浙那块风水宝地,没有个牵头的他们不会动,这个牵头的要是不挣钱、他们也不会动。我一直在找一个想内迁、敢内迁的人,来给这些工厂主们做榜样——喏,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知我来的路上,那叫一个心乱如麻,满心的事情想交付,却不知该从哪一桩交起。我怕他们要把这条刚刚建好的铁路也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我怕我去了广东就说不上话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原不想理你,想了又想,我觉着跟你见一面也好,起码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哪怕是说闲话也痛快些。再一者我以为明卿跟你们一起,如能叫他跟荷达一起筹备内迁的工作,那倒是水到渠成,他有名望、也会做生意——不想来的是个白露生,是谁也都无所谓了,有这个能力志气就行。”
这个国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去打——他们有这个决心吗?有吗?茅以升想,这会谈十成终归又是搅浆糊,白白辜负许多人的心血和期待。这些热心热血的人都有下限,因此想不到弄权者在这局面里究竟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策略还有谁不知道吗?东北和华北养肥了他们的陆军,外流的白银又养肥了他们的海军,每拖延一天,这些豺狼的根基就稳固一分,野心也成长一分。
“你不要觉得我又是空抱热情。”曾养甫道,“我也没想到这些事情能从九一八拖到如今,拖了整整四年,四年里既不打也不争,反而步步退让。或许,或许这些事情等我从广州回来也还是个筹备又筹备,还是等,可只要我们把所有准备做好,民心所向,总有一天能够形势比人强。他要是还有志气,能够见好就收,联共抗日、收复失地,那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协谈不成,长此以往妥协下去,再一次地被动挨打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无论哪一种局面,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生产的准备,这是你我力所能及、也仅所能及的事,东北沦陷了、华北也是门户大开,我不敢想象再退下去,我们要退到什么地方!”
天边响起雷声。
他们从倾泻的雨幕间望见电光,极明亮的一道闪电,贯通天地,接连不断地又是滚滚雷鸣。潮湿的雨幕把这个世界装在毛玻璃里面,模糊地、看不清楚,还有脆弱的感觉,仿佛随时随地都会碎裂,你不知道那里面会剥落出一个什么样的人间。茅以升手里还端着那半杯咖啡,这时候想起来要喝一口,却发现杯子里混了好些雨水,清浊相杂,仿佛此时的世道和心境。,!
道笑话一样的法币改制,最终受益的无非是孔宋二家——可他想不到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蒋委员长打完了中|共又拉拢,用完了日本人又打日本,pua这套东西属实是给蒋委员长玩儿明白了。不知道被扔去农村的蒋经国少爷听说这事儿得是什么心情,这当爹的太不做人了——儿子要联合抗日,不行!二大姨要联合抗日,不行!我联合抗日,行!
反正什么事都要你说了算就对了哈。
沉默良久,他叹道:“这都是图什么呢?”
“图什么?十路诸侯伐董卓,原本是四世三公、袁家盟主,结果伐出个曹丞相来,叫他保了天子、得了大义;刘邦跟着项羽起兵反秦,最后倒把项羽灭了,自坐天下。自古来救国救民是一回事,救国之后谁主天下又是一回事,前车之鉴这样多,他生怕重蹈覆辙,又要守土、又要人望,既要驱虎,又怕狼顾,没有皇帝的命、倒有皇帝的毛病。”曾养甫将手一摊,“现在连我也疑上了,我和通了几个月的信,他又怕我的心向着了——刚接到的调令,派我到广东去,下个月就走。”
“下个月?”
“要不怎么说是赶巧呢?你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没这么好帮忙啦。”
茅以升默然不语,他头一次从曾养甫口中听到这么激烈的论调,但他完全理解他的愤怒——突然地把人扔到广东去,内地的工作怎么交托?谁又能继任?
用人又不信人。
他想说些劝慰的话,可是雨声太大了,使任何劝解的话语都显得疲弱无力。茅博士这两天真是为难,原本就不善巧言,偏生接二连三地担任安慰人的角色,共情地沉郁片刻,说:“唉,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我不生气。”曾养甫鼻子里笑,“我只是厌倦了他这样把我调来调去,真论起来,广州市长,党内还认为我升官了呢。”
对于渴望权力的人们来说,两广归政,广州市长当然是个肥差美差,可是对于实干家们来说,他们讨厌功败垂成,浙赣铁路通行在即,开通、归属和运作都要妥善考虑,这时候把主持人遣到广州去做市长,真不知是弄权太精还是脑子太蠢。
不过做市长毕竟不是坐牢,真有什么事,也可以飞回来。
茅以升稍稍释然,忍不住问:“那——那南京的会谈,你们谈得怎么样?”
“怎么样?”他那不自觉地期待的语调,让曾养甫觉得可怜,还觉得心痛,笑了一声,“我只扮演一个传话筒,决策不由我来做,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其实谈得成、谈不成,又有什么区别?抗战于我们来说只有态度、没有选择,难不成是我们谈不好日本就等着我们谈吗?”
门廊太窄了,避不得雨,风雨把他们的半边衣服打湿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唐臣,其实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不长,要不是钱塘江大桥、蘅青推荐你,你我也是无缘相识。”曾养甫将背贴着墙,躲一躲廊檐上溅下的水花,“但共事一年多、两年了,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些年我全力以赴地主持修建铁路,为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就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我们的工厂全集中在沿海的门户地带,工商界舍不得江浙那块风水宝地,没有个牵头的他们不会动,这个牵头的要是不挣钱、他们也不会动。我一直在找一个想内迁、敢内迁的人,来给这些工厂主们做榜样——喏,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知我来的路上,那叫一个心乱如麻,满心的事情想交付,却不知该从哪一桩交起。我怕他们要把这条刚刚建好的铁路也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我怕我去了广东就说不上话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原不想理你,想了又想,我觉着跟你见一面也好,起码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哪怕是说闲话也痛快些。再一者我以为明卿跟你们一起,如能叫他跟荷达一起筹备内迁的工作,那倒是水到渠成,他有名望、也会做生意——不想来的是个白露生,是谁也都无所谓了,有这个能力志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