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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章 君权 vs 相权（第2页）

在泰平帝时期，为了避免“与民争利”和“仗势欺人”的恶嫌，皇家商社便陆续将旗下经营的纺织、服装、粮油、食品、制糖、木材加工、五金制造等众多产业脱手卖出，转而进入矿产开发、种植园经济、远洋运输、船舶制造、钢铁重工、新技术开发、铁路和公路建设等诸如此类的行业。

这些行业的特征十分明显，那就是初时投资大，但资金回收慢，甚至还有可能不会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担了一部分本该是由政府投入的社会经济责任。

不过呢，这个帝国按照传统的“家天下”来论，好歹也是皇帝的，钱都是花在自己家里了，也是理所应当的。

内阁政府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不仅可以使国家财政少一分投入，还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财力。

你说，面对一个无法能在财政上拿捏的皇室，内阁政府如何在皇帝面前硬起来？

在华夏古代的政治体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后，皇帝也一直在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皇帝的出现与地位的确立，代表着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发展。除了皇帝之外，在这样的制度中，又出现了权力的主要执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与皇帝不同的权力中心的代表，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的政体和权力结构。

纵观华夏一千多年历史，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和相权互相摩擦和争斗的历史。

君主与宰相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存在价值，虽然君主与宰相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在具体的制度的制度变化里面，双方对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

韩非子曾经曰过，“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这就表明对于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对帝王的威胁性，也揭示出君权与相权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虽然，宰相的权利来源于天子，依附于君权，跟君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二者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斗争的。

对于皇帝来讲，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权力的一个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对于自己权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与相权发生极大的争夺。在历朝历代，中央官制的设立和执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极其被重视的，二者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

没奈何，老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以为参政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杂的政务，这也成为大明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了拥有实权的宰相，但它的权力是由皇帝所赋予的，又是由内阁制度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和规范君权。

齐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设置，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君相并立、彼此制约的架构，也不同于前明时期君权独大（当然，后期随着内阁权力的增长，逐渐开始制约皇权）、相权势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说是各种权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内阁总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机构）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转化而成，现目前主要为皇室成员、退职的政府高层官员、军方退休将领，以及社会名望人士组成）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帝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