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循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
即使被铨司察黜,最多也不过罢官,即使被抚按弹劾,最多不过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儿舞女,不但自己受用,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区区一官,倒也无足留恋。
吏治的腐败,虽然不是甲申崩溃的主因,但绝对是崇祯自挂东南枝的重要前置条件之一。
故而,齐国在太祖时期,对官员贪污之行径,实难容忍,行重典惩处,虽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动辄剥皮实草,大行杀戮,但亦甚严苛,不仅剥除官身,远配苦寒偏远之地,还会殃及后人(犯事官员后人不得为官府录用)。至于所贪赃所财,亦会追赃务尽,穷其亲族。
太宗继位后,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
其实,齐国在立基之初,因为汉洲荒僻,开创艰难,再加上人才匮乏,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为此,太祖皇帝许以厚俸,以资勉励。
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繁花似锦,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
以秦国访问官员的角度来看,齐国的官俸堪比前宋,让人闻之,无不嫉妒得发狂。
“齐国京朝官员享有固定月俸,有春冬服,有职钱,有炭蔬车马之补,还有两餐之贴。……又有茶酒厨料之给,米面羊口之给,还有日常公用使钱,外调之薪。外官则别有应际车马之费,亦有役使之资。……即使小官书吏者,也应有茶汤之钱,给薪优渥。”
然而,纵使这般,人性之私,也难掩其心,贪腐官员,亦会纵死揽财。
至泰平年间,姑息犯事官员开始冒头,从严治吏,也出现松动,尤其是在近十年,贪腐之案频频发生,但惩治力度却渐显宽泛。
两年前,郢州(今澳洲纽卡斯尔市)贪腐窝案被人捅破,引得朝堂内外极大震动。
需知,郢州乃是帝国东南重镇,政治经济核心之所在,可不是什么偏远荒凉的海外领地。
但就是这种天不高皇帝不远的地方,居然爆发一场波及整个府城的贪污大案,上至民政通判,下至属县经吏,统统被卷入其中。
涉事官员不仅有世家大族出身的清贵子弟,还有各所知名大学堂毕业的“有为之士”,涉案的总金额也高达二十余万元,让人瞠目不已。
却未曾想到,这么一起大案,在一年多的侦办和审理后,居然只判决六人有罪,余者皆以事实不清,举证不明的理由轻轻放过。
“滑天下之大稽呀!”
《长安纪事》总编曹叔陵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置于桌上,随即愤愤地说道:“郢州官员贪赃受惠,大兴地方大理寺纵容枉法,此乃人神共愤之事,人人得而唾之。”
“是呀,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已然变为修身齐家为最终目标了。”长安著名撰稿人、文学大家祝敬甫冷笑道:“这修身,是修得自己脑满肥肠,这齐家嘛,则是贪得家财万贯,锦衣华宅。若是太祖皇帝尚存于此时,此等贪腐之辈怕是皆会远配苦寒之地,遇赦不赦,身后家族亲眷亦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甚至,罪责深重之人,还会被绞死于市,为万民所唾弃。”
“吏治不清,贪腐不除,枉法不尽,这时要置我齐国于前明之败境地呀!”曹叔陵痛惜地说道:“内阁诸公、大理寺卿、监察院就无人出来表示异议?难道我大齐朝堂内外皆是沆瀣一气的贪渎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