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来,此次高丽的败亡是由于主力丧失,国都沦陷,但各地的力量依旧保证完整,所以这位臣子千里迢迢来到中原,一心想要复国。
想到在莱州看到的水师,是那么地强大,听说沧州还有另一批水师,金仁存露出期盼:“听闻燕云林义勇厌恶女直贼人,此前就驱逐其使臣,和大辽同进退,此番能否出水师,助我高丽复国?”
崔崇用抿了抿嘴唇,高丽和燕云是第一次建交,让对方帮忙对抗女真,未免显得异想天开,但他也清楚,此时他们这些在国外的臣子,即便卑躬屈膝,也必须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
至不济也要让那位对女真的印象更差,所以崔崇用颔首道:“好!等到明日称王大典后,我们去觐见燕王殿下,以大燕的力量,一旦出兵,女直人就再也不能嚣张了!”
金仁存想到高丽王国的败亡,而占据这片广袤土地的强大王朝正在崛起,喃喃低语:“大燕么……”
燕王的称呼已经定下,新朝的国号,基本定为“燕”了。
一朝国号,不是乱来的,大致由几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就是地名,比如秦朝是由于它的始祖住在秦地而得名;汉朝是因刘邦被封为汉王,拥巴蜀汉中一带地区而来;宋朝则是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认为此地乃龙兴之地,改国号为宋。
第二种则是爵名,比如晋朝司马氏受封河内温县,因温县本是晋地,所以建号为晋;隋朝杨坚称帝前,承袭了其父隋国公的封爵;唐朝自不必说,唐国公李渊……
不过从后世看,许多朝代尤其是割据政权的国号,又多取自先秦时期的北方诸侯国名,北方诸侯国名特别受青睐,比如周、秦、魏、晋、唐(为晋的别号)、燕、赵、齐等等。
至于南方的楚、吴、越等,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很是煊赫,但在受欢迎程度上,明显不如北方诸侯国名。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楚、吴、越不过是南蛮政权。
故而北方诸侯国名,可寓示着华夏文明正朔,而南方诸侯国名,总有种偏安一隅的感觉,即便是江南人也都这般认为。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起初称吴王,后来正式称帝时,又改为“明”,就是因为作为大统一王朝的国号,“吴”太不合适了。
综上所述,国号不是随便想一个名字,就可以取的,很多事情都是深入人心,更改不得。
对于李彦来说,他的根据地是燕云,本就是燕国故土,而有宋一朝,又心心念念想要收复燕云,他以燕为号,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基本盘,也让天下人心更加归附新朝。
国号既为燕,都城自然定在燕京。
这并不是网络鼓吹的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而是国都在此,对于国家的战略格局相当重要。
后世史学界有一种观念,明成祖朱棣最关键的一个贡献,就是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当然朱棣有他自己本身的考虑,因为燕京是他的大本营,登基后的统治,与南方乡绅地主阶级也一直不对付,才有了坚定的迁都想法,但这个决定,也确实改变了明朝接下来的统治格局,避免了北方被异族随意蹂躏的祸患。
李彦的目的同样在于此,他心里对于新朝的版图是有规划的,在这个规划下才有了燕云为新都,比起接下来设为直辖府的大名和汴梁都要合适。
金仁存区区一个高丽臣子,自然不可能知道其中的讲究,休息一夜后,以高丽副使的身份,加入使臣队伍里,一起向着皇宫而去。
燕京的皇宫位于西南一隅,是辽人修建的,由于辽国皇帝分四季逐水草而居,四季捺钵才是他们真正的行宫,所以燕京宫城不合礼制的地方极多,显得有些简陋。
当称王仪式开始准备后,就有官员提出,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在燕京城北建造新的皇宫。
李彦对此没有否决,却推迟了建造时间。
皇宫确实不可能将就,这不是节俭不节俭的问题,杨坚算是比较节俭的帝王,在建造大兴和太极宫时都毫不含糊,因为这是凝聚国运人心的行为。
什么地位的人就要做符合地位的事情,九五之尊住的地方破破烂烂,不合礼制,那不是爱民如子,那是自己给自己找事,该建造的要建,别像杨广、武则天那样瞎折腾就行。
所以一旦定都燕京,就必定要新建皇宫,但时间上要往后推迟推迟。
毕竟建造一座符合天子规模和规格的宫城,花费太大,举个与燕京联系最深的例子,三百年后修建的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开始建设,到永乐十八年才建成,单单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整整十一年,朝廷派出无数匠人,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具体的采集工作,还是各地老百姓做,珍贵的木材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形容这种代价。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而那还是在朱棣统一了全国的前提下,在称王阶段,李彦是不准备兴如此浩大的工程,称帝后再正式施工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