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法家的“法”,并不是法治,而是为了约束被统治者,集权于上,剥削于下,古代的律法别说对于九五之尊,对于权贵阶级的约束都太小了。
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走不了依法治国之路,但仍旧要尽可能地约束权贵阶层,从九五之尊开始。
听完《燕律疏议》后,之前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顿时没了声响。
君上为了给孔圣人之后定罪,都让自己与庶民平等了,再加上近来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能如何?
蔡京宣读完毕,裴宣退回,殿内静默。
李彦俯视群臣,想到了明朝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
那是自小聪慧的神童,十岁时入京见驾,应对得体,颇受堡宗的赏识,“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结果到了成化年间,这位二十二岁的衍圣公在曲阜胡作非为,连闲散言官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联合对其进行了弹劾。
最后罪名查出,“非法用刑,女干Yin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者四人”。
二十二岁啊!
而且查出来的是这些,真实罪行只可能多,不可能少。
明宪宗勃然大怒,下旨将孔弘绪“械至京理问”,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士大夫立刻炸开了锅,一再求情,但三法司对罪行进行反复商讨后,由于过于触目惊心,还是给出了“坐斩”的判决,可惜迫于文臣压力,终究不能将衍圣公斩首,最终开恩将其“革职为民”。
毫无疑问,这位一介白身,日子依然过得逍遥自在,更夸张的是,后来随着文官势力愈发强大,居然又有人提出此人已经“改过迁善”,请求让其官复原爵,这个离谱要求没有被完全满足,还是恢复了冠带,意味着不再是平民,之前的罪名一笔勾销。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打孔子的脸,因为所作所为与儒家的“德”与“礼”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所谓孔圣真正到了后世,也是一个符号,文官势力越强大,衍圣公越是肆无忌惮,必须有特殊待遇,不想有也得有。
而如果孔圣之后都要遵循律法,那文官的地位自然更不可能凌驾于律法之上。
现在正是如此。
百官闭口,选择屈服,并不是屈服于铁血强权之下,而是公理道义上确实不占理,再行狡辩,也是无计可施。
李彦开口,为此事定基调:“任申先一案上,曲阜孔氏虽有私念,却不足为罪,我燕廷不做“因言获罪”的迫害之举,只为是非善恶,有罪就是有罪,无罪便是无罪,若律法不足,可再为调整,却不可混淆是非,遗祸无穷!”
群臣聆听,并无喜悦或侥幸之色,因为他们清楚,后面会有转折。
果然转折来了,李彦说出了真正的处置:“中书省、御史台、六部九寺,合力于各州县启动第二轮恶霸清剿,彻查地主豪强,士族乡绅,无论是哪族显贵,只要作恶多端,当严惩不贷!”
“严格按照《燕律疏议》《僧侣考选详规》《监纪九款》执行,无论生出何等风波,便是有恶霸迷惑百姓,煽动叛乱,也绝不动摇!”
“此番正是我燕境刮骨疗毒,剔除腐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得真正的太平盛世!”
“宣御史大夫公孙昭!”
在一群传统文臣面色微变的注目下,在以丁润为首的新朝官员近乎喜笑颜开的欢
迎下,公孙昭一袭紫袍,沉稳地走入殿内。
这位昔日开封府的“冷面判官”,又被百姓称颂的“公孙阎罗”,最终赫然荣登赵宋通缉榜的刚正之人,终于回到朝堂。
看着王座上的兄长与君上,公孙昭脑海中陡然浮现出那时两人讨论未来道路的一幕,而今那时所言似乎真的实现,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飞速崛起,自己也能尽展所长,不禁百感交集,由衷地行礼:“臣公孙昭,拜见君上!”
李彦抬手:“免礼,着卿回归,主在重建霜台,依《监纪九款》,选拔有才干的御史,弹纠不法,监督朝政,避前朝党争之祸,此事任重而道远,还望卿家慎之又慎!”
公孙昭道:“臣定竭尽全力!”
简短的君臣对话后,公孙昭进入大臣序列中。
由于御史台的特殊性,御史大夫为从一品,地位实则仅次于宰相,甚至能对宰相形成制衡。
蔡京微微颔首示意,公孙昭还礼后,站到丁润和高俅的身侧。
令前朝士大夫嫉恨不已的通缉三人组,终于重新屹立于朝堂之上,以他们的风格,缔造着新朝臣子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