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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2章 市场（第1页）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的道理，是否可以理解成：不想当宰相的官僚不是好官僚？大明当然没有宰相这个职位了，但相权却从未消失过。

大明行政学校，要通过“三舍法”培养出来的官僚，以后一定是要奔着这个类似的目标去的。

当然了，目标归目标，实际归实际，不管能不能当宰相级别的高官，最起码要有基本的大局观念和标准的行政决策思维。

毕竟有句话说的好，治大国如烹小鲜，不管是管一个县，还是一个府，亦或是一个布政使司乃至一国，虽然辖区越来越大，但行政上的很多道理是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学校要教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行政学还是其他，不管在哪个级别的职位上，都能用得到。

“第一个，所谓有限理性决策，便是说我们作为决策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阅历多么广博，学识多么深厚，他始终都处于一个‘有限’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决策者是全知全能正是因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决策者，所以任何决策的下达，都会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不利的后果，没有谁能让决策完全完美，我们这些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能尽量获得一个能让各方面都‘满意’的答案，而非一个‘完美’的答案。”

“那么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诸位觉得，蔡京的济养医药政策，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高逊志几乎是脱口而出：“蔡京太追求完美了！”

是的，完美。

蔡京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残疾人，然后还要给贫民普及医疗服务，最后还要给流浪汉下葬。

这种“既要。还要”，明显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决策表现。

什么都要，最后只会害了你。

原因也很简单，没那能力知道吧？北宋多少人口？

之前提到过，一个多亿。

放到现代，一亿人口都算是不折不扣的人口大国，而即便是很多现代强国，都做不到国家全面承担免费的养老和医疗。

至于给流浪汉安葬和照顾残疾人，反倒是理论上努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北宋确实富裕，财政收入常年能维持在六七千万贯缗钱以上，偶尔还能破亿，但再富裕的朝廷也禁不住蔡京这么花钱。

在全国范围内每个路、府、州、县都大量建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这些社会福利机构，虽然切实地帮助了很多老弱病残人群，但问题是成本太高了。

虽说这样说可能很冰冷，但事实就是，行政决策是要考虑成本的，这个成本还不单单是现在花多少钱的问题，还包括以后要持续花多少钱，投入多少人力，以及相关的各方面社会效益是否值当。

正如司马光所言，天下财富，不在此处便在彼处。

蛋糕就这么大，朝廷财政也是一样，以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社会济养医药上面，就必然导致其他必要的支出减少。

政敌们是怎么攻击蔡京的？“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

“不顾活人，只管死户。”

姜星火见台下众人醒悟了过来，微微颔首道：“所以你们明白了吗，行政决策不是小孩子抓糖果，很少会出现‘我全都要’而全都能一把抓的结果，正如高太常所言，必须要有所取舍。”

这时候有教师问道：“那蔡京做决策时便不懂这个道理吗？”

“蔡京当然懂，他都当宰相了，他怎么能不懂呢？”

姜星火笑道：“只不过他做行政决策的出发点就歪了，名曰为人，全是为己。”

“蔡京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时候是从三品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到正三品这个槛，蔡京熬了18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的时候才升正三品翰林学士可惜好景不长，当年，他进入仕途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受到政敌攻击，先是从翰林学士贬为龙图阁直学士，再贬为太原知府、江宁知府，后来直接免去一切官职，被安置在杭州。”

这段历史倒是鲜为人知，毕竟没谁会关心一个大奸臣是怎么由正常的官员变成奸臣的。

但显然，蔡京爬了十八年才爬了半级，刚升上去就被一撸到底，心态有一点点变化才是人之常情，经过在杭州的龙场悟道，蔡京大抵是黑化了。

——我心黑暗，亦复何言？

两年后，狂舔宋徽宗的蔡京重新出山，当年便直接宣麻拜相，拔擢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俗称的右相，第二年直接升左相，实现了一人之下的梦想。

“蔡京之所以会做出济养医药的行政决策，不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因此继承了王安石的变法理想，本质原因而是因为宋徽宗刚刚登上皇位，还处于锐意进取时期，而且非常钦佩父亲宋神宗的熙宁变法，以及兄长宋哲宗的绍圣绍述，所以才用了‘崇宁’的年号，也就是崇敬熙宁变法的意思。而蔡京的变法，主要以教育和经济两方面为主，教育方面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经济方面则对盐法、茶法、钞法、漕运进行变动。”

嗯，越说越像大明了。

姜星火话锋一转：“当然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评价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观断定他一切行政决策都是因为要讨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观评价的他的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所谓渐进决策，便是决策者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渐实现决策目标的决策，换句话说，稳中求变。”

高逊志仔细地看向教案，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还比较初级，那么渐进决策显然更进一步，而在教案上，渐进决策的要求是这么写的：集中于与现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评价决策；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