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实不敢赦尔。”
祸事了,您说这太祖高皇帝这么多“祖宗之法”,别的您怎么不学呢?偏生要学大力整顿吏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定谔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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