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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五章 理欲（第4页）

“今日既然说到此处，我便想问问，王叔明是不是真要宁可冻死，也不补这扇窗户？若是如此，为了所谓的‘节’，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三纲五常，真要把人逼死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杨士奇还是这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是程朱理学极端理欲观的根脚所在，属于退无可退的底线，今天谁来了都是这句话，三纲五常就是大过天。

姜星火点点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死鸭子嘴硬是吧？

姜星火开口问道：

“纲常节义可存乎理中？”

“自然。”

“饮食男女可存乎气中？”

“自然。”

“理与气可是二元乎？”

杨士奇犹豫了。

“气”是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物质性的一种观念，这个外国人不好理解，但中国人一听“气”这东西就懂，《庄子·知北游》就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是最早的“气本论”。

换句话说，即便是最极端的卫道士，也是承认人是由气构成的。

嗯，说句题外话，对太平街论战有印象的，应该还记得当时国子监里宗超逸等人拿来讥讽姜星火的话语。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国师也不知道是禀何气而生？”

这些话语出自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渔樵问对》，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也是理学里面阐述理气的根源学说之一。

不管是把君子视作禀阳正气而生的人，还是把小人视作禀阴邪气而生的人，这里面有个根本论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气本论”，也就是说认为人体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实际上“气本论”并不是北宋五子才开始研究，从汉代开始，气的存在论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人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范式，直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渔樵问对》，则是将其彻底发扬光大。

那么为什么杨士奇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呢？

答案很简单。

朱熹自己也没拿准。

朱熹的理气观颇为复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理气不必分先后”的说法，也有“理在气先”的说法，有“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二元论）”的说法，也有“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后世采用的，基本上是程颐的理气观，也就是宏观微观两分法。

什么叫宏观微观两分法？意思就是从宏观上看，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不能混淆；但如果把视角放到微观个体角度，就具体存在物而言，构成此存在物的理气不离不杂，“不离”意味着理、气是二物，“不杂”意味着理、气同在此存在物。

呃，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薛定谔的猫，又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

具体是严格区分还是“不离不杂”，不仅朱熹不敢下定义，你就是问程颐，他自己也含糊。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本论”来说，程朱理学这种宏观微观两分法的理气观，其实是进步的，理、气二分，以及“理”的形而上实体化和超验化，是程朱理学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但破绽就在于，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没有给中间的界限下定义！

程颐和朱熹界定不了，就给后人留了坑。

别看杨士奇能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这个“饿死”和“失节”，从理学的哲学结构上来讲，其实本质就是“理气二元论”。

那么如果详细掰扯，到底能不能用程朱留下的坑，破了这个理学极右口号呢？

一旦从理论推导上破除，这种标志性的口号都不好使了，就意味着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被颠覆。

这种效果，就跟战场上把敌方大旗给砍倒了，是一样的。

姜星火看着杨士奇，自信地说道：

“既如此，那我们就论一论，到底饿死是大，还是失节是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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