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想起了此前他们所商议的内容。
眼下,似乎就到了不得不用的时候了。
因为再拖下去,没有对策的话,那就输了。
杨士奇又等了等,眼见胡俨也是无计可施,于是咬牙出声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
曹端闻言却是一怔。
——尽心论。
因为理学的尽心论是心性论的一部分,全靠心证,而心证的东西,拿来辩论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这就是属于拖时间的无赖打法。
但凡要点脸面的,肯定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所以胡俨没好意思。
而杨士奇今天为了赢。不,或许只是为了输的不那么难堪,直接把理学的尽心论给祭了出来。
而理学尽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尽心与穷理致知、体认天理这三者,是一并显发的,只要尽得此心之全,亦即意味着对万物之理的穷极无余,在逻辑层次上,万物之理是天理的显现。
最终版本的朱熹则认为,对于人心,想要尽得此心,必须穷理致知,只有这样才能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并上达天理,最终实现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统一。
解缙此时只道:“谬矣!”
“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强恕而行’,讲的都是尽心,心之在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如此种种,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不尽则石火电光,尽之则满腔恻隐,无非性体也,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而气(物质)未尝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何必舍近求远?”…。
解缙的意思是,朱熹等宋儒认为“性理”是独立实体,所以才有“必以知性先于尽心”的尽心论说法,继而以穷理为入手工夫,而其所穷所知之理乃天地万物之理,反失却人心恻隐羞恶等条理,不说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舍近求远。
汪与立这时候反驳道:“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
汪与立的说法,就是典型的理学的“交融贯通之境”,也就是宋儒们总结出的境界法门,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致知之后“心理合一”的证成。
此时此刻,反方辩手们已经不指望赢了,只指望输的不要这么难看。
而眼见杨士奇用的“尽心论”这招似乎有点效果,反方辩手们也是跟着一拥而上。
高逊志亦是开口道:“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故而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
杨敬诚亦是打起精神来说道:“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君子之聪睿,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融会贯通之境,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实际上就是宋儒认为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的精微义理,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
有点类似于“大自在”、“大圆满”的意思。
胡俨亦是勉力说道:“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是以平居静处,虚明洞达,固无毫发疑虑存于胸中。至于事至物来,则虽举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尝接于耳目思虑之间者,亦无不判然迎刃而解,仁义礼智信,种种天理,皆由此而证。”
张宇初这时候也开口了,既然涉及到心性,那正是他最近研究的心学所在,他更有发言权一些。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体(宋儒概念里的‘性体’)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气,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为知命,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则生机散漫,无所收拾。”
这就是绕开宋儒,回归到孟子这里,强调在先秦儒学的哲学体系中,“良心”和“平旦之气”比“性”更为根本。
顺着这个思路,姚广孝亦是说道:“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此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未尝不与圣人同,却是靠他不得,盖未经锻炼,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不妨说‘工夫所至,即为本体’,尽心而得本体,有违先儒之论。”…。
破题的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
既然反方辩手始终强调尽心而得本体的宋儒观点,那就去先秦儒家的理论上找依据。
反正理论体系上,肯定是古代圣人的观点,更加有权威性。
而在宋儒这里,是强调有心体或性体之类的一先天本体,然后经由工夫,复其本体。
正方辩手们,就强调先尽心工夫,工夫精熟,心体流行自然条理分明,此为性体或者说本体的根本,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本体不再是一先天本体,而是工夫所至,心的一种良好状态或属性。
“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