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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五如六十一东岱（第3页）

粟特锦者，中国之丝绢，波斯织造而成，售价不菲，畅销长安。

未来可在河西凉州甘州等地，推广安西都护府地域常见的高昌棉，以棉织物代替白丝绢。

民富则国强，河西子民必定拼死效力。

写到这里，方重勇心中一阵感慨。

租庸调制度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河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的丝织业被战火破坏后，便永远没有再恢复的原因之一。

因为它是唐代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扭曲下的产物，一旦这个外力不存在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自然会将其扑灭。

租庸调这种制度，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化，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租庸调要求农户织布，而丝绸制品作为“硬通货”，是可以当成货币使用的。所以河西本地人，无论丝织品有没有市场竞争力，他们都不得不按这个规矩来。

不纺纱，他们拿什么交租呢？显然养蚕纺纱性价比最高啊！

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这些东西，当时制定这个制度的决策者们，没有考虑过。

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却是，河西走廊因为体量有限，再加上外部自然环境恶劣，因此丝织业规模也有限。规模有限，就决定了上限与成长的潜力也有限。

汉代的时候还不明显，凉州丝绸依然小有名气。然而到了唐代，随着纺织业技术的升级，在产业升级中掉队的河西走廊产丝绸，在唐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

要么，这些丝绸交给官府作为租庸调的一部分；要么，廉价卖给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商，这些胡商将河西走廊出产的原始丝织品，送到波斯甚至大食进行二次加工，变成“粟特锦”。

再将粟特锦返销大唐，受到长安权贵们的热烈追捧。

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成为西域胡商们第一个折返点，因为他们要带唐国而来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返回西域进行“二次深加工”。

这个便是所谓“丝绸之路产丝绸”的说法来源。河西本地之民，在丝绸交易的环节中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

改丝绢为高昌棉，高昌棉布在长安是有竞争力的，河西改丝绢为棉布，乃是时代的呼唤，放松租庸调，调整其中的内容，势在必行。

“反正都是废话，只要圣人看了开心就好。老郑能当官，我就算交差了。”

方重勇嗤笑一声，他写这些的目的，自然不全是为了能让河西百姓过上好日子，最根本的还是让郑叔清升官。

目的决定手段，提建议没问题，你要办法我就给你办法。

至于执行，他一个半大孩子能谈什么执行？

想到这里，方重勇继续在纸上写道：

凉州与甘州虽粮秣满仓，但周边强敌环伺。一旦有风吹草动，农耕无法持续，民夫成了募兵土团，粮秣靡费无算，并非十拿九稳。

可在长安西市设“许可证”之制，西域胡商要运货出城，必须运粮秣到凉州与甘州，以获得许可证。

运粮者，可持证出长安交易，并在凉州与官府交易粮秣后携其他货物出关往西域。不运粮者不予许可证，只可在长安城内交易。

如此，则凉州粮秣不绝，军需无碍。

西域胡商挺闲的，让他们带带货吧，顺便让这些人给吐蕃上上眼药，玩一玩经济封锁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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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勇不无恶意的想道。

粟特商人也是吐蕃的供货商，其中不乏两头吃的贱货。大唐这边收一收口子，那帮粟特商人也只能站在大唐这边，期盼战争早点结束。

因为大唐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是绝对供货商与警察的双重角色。吐蕃扮演的，只是消费者与劫匪。

大唐败了，丝绸之路就死了，大家都跟着一起死。

吐蕃败了，丝绸之路继续，大家当做无事发生，还有别人来扮演劫匪与消费者。

此时大多数人当然很难看明白这一点，但方重勇却很容易从已知的历史大势中，将其理解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