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卫律本是汉人,说来还与李广利有些渊源。卫律本是李广利哥哥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的推荐下出使匈奴。可是延年的弟弟李季淫乱后宫,武帝遂将延年一并诛了。卫律听到延年身死的消息,害怕回朝后被株连,所以投降匈奴。
恰逢单于母亲病重,药石无效,单于于是找来巫医。巫医早被卫律买通,于是装作被去世的老单于上了身,语调疯癫地告诫单于:“我的儿啊,李广利杀我族人至多覆山填海,你却友待他,怎么如此敌我不分?祖先怪罪,你母亲怎能不生病?”
单于遂斩李广利。行刑前,李广利破口大骂:“就是化作厉鬼,我也要剿灭匈奴!”原来他也信有鬼神存在的,他不知道自己就死在“鬼”的手里,因此到死也没有开悟。
有人说,刘据之身陷巫蛊之祸,江充的角色只是一个打手,背后的主谋,其实是结为亲家的刘屈氂和李广利。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可能成立,关键是刘屈氂在田仁的杀头问题上表现得太没主意了,若他真是迫害刘据的幕后主谋,田仁将刘据放了,可算是站在刘据这边的,即使是做贼心虚,也该将田仁收监,为什么那时却当场把将田仁放了?从他那唯唯诺诺的性格看来,他实在不像有造反的魄力,况且他与李广利的结亲,应该是在刘据自缢身亡之后,所以两人只能算是短期投机者,而不大可能是长期蛰伏的阴谋家。不过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很难弄清楚了。
满朝文武,看着武帝一路杀过去,早双腿筛糠,牙关打战了,哪敢说一句话?这时候又出来一个不怕死的,此人即是田千秋。
田千秋原是田齐后裔,后徙居长安,做了高祖刘邦的守陵人。他上书说,儿子盗了父亲的兵,挨了一顿鞭子也就罢了,皇帝的儿子为求自保而过失杀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不是臣说的,而是昨晚一个白头老翁托梦告诉我的。武帝对刘据的死早有悔意,田千秋给了武帝下台的台阶,于是武帝召见了千秋。
“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这是武帝对田千秋的印象。武帝望着他,感叹地说:“父子之间,清官难断,只有你所说深得其昧。这是高庙(刘邦祠庙)神灵教您开示我的,您必须辅佐我处理政事。”于是为太子平反,又擢升千秋为大鸿胪,掌诸侯及少数民族事务,几个月后又拜为丞相,可算是古往今来官员升迁的奇迹。
既然太子是被冤枉的,那么是谁冤枉了他呢?于是那些征讨太子过程中立下功劳,荣享富贵的人纷纷被武帝诛杀。宦官苏文更是在渭桥上给活活烧死。
不管怎样,天子总是不会错的,要错一定是臣子错——当然,苏文等人自有其取死之道,也不算冤的,而最重要的是,巫蛊之祸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在巫蛊之祸全面爆发之前,由于武帝对匈奴的频繁征伐,平时又奢侈用度,还喜好四处巡幸封禅,国库早已空虚,再加上天灾不断,国内时有起义爆发。可是武帝师心自用,一意孤行,并不反省。
可是经过了巫蛊之祸的恐怖、杀戮、狂乱,经历了老来丧子的悲痛,又经历李广利的投降背叛,武帝的志气消磨了,岁月无情流逝,如今只剩下一个白发体衰的老者。
武帝拜田千秋为相的同时,封他为“富民侯”。“富民”二字,显示了武帝心态和政策方向的变化。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武帝,建议在轮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戍兵垦田,以防备匈奴。武帝驳回了他的奏疏,说:“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以前我们派兵征讨车师,虽然侥幸取得胜利,迫使他屈服,可是路途太远,士兵返回途中无法带够足够多的粮食,所以多有老弱病残者死在途中,再也回不来了。如今又要在轮台戍兵垦田,压榨民力,这不是爱护百姓的举措,我不能同意。”
武帝接着又反省了自己这些年的穷兵黩武和访仙求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著名的《轮胎罪己诏》。
武帝开了“罪己诏”之先河,在这篇诏书的数千字背后,是一个老者筋疲力尽的心。
发布《罪己诏》后,汉朝的政策重新回到了汉初的“休养生息”上来,缓和了国内的矛盾,几年之后,国家重新繁荣富庶起来。因此司马光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田千秋。“无他才能,又无伐阅之劳”,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其实有无才能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时局能否发生有益的影响。武帝晚年启用千秋,就是要恢复与民休息的政策,而千秋的“守静无为”,恰好符合了武帝的要求。所以出使匈奴的使者回来报告单于对千秋“上书得相”的评价,武帝就以为他有辱使命,想要杀他,过了很久才打消这个念头。
这年武帝七十岁了,渐渐地有了将死的预感。武帝看中了年仅七岁的弗陵,他聪颖乖巧,甚得武帝欢心。可是弗陵太小了,难以承担皇帝重任,武帝于是找来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等四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
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这年刚刚二十出头,武帝认为他死后,钩弋夫人定然守不住寂寞,秽乱后宫,且子幼母壮,极易重蹈吕氏专权的旧辙。武帝即位之初,深受祖母窦氏和母亲王氏的掣肘,至今仍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不久,武帝也病殁了,这对老夫少妻又重逢地下。事在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武帝既殁,弗陵在霍光等辅助下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始元,是为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