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刘渊的病逝而逐渐暴露出来,并且越演越烈。
这种巨大的鸿沟,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调和的。身为皇帝的匈奴人没有办法立即改变自己的传统,汉族人也不可能接受自己底线以外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相互接受根本就无从谈起。
除了文化上的不协调,制度上也有矛盾。
刘渊在称帝之初,全面接纳汉人的政治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匈奴人的管理模式,他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单于台”。
既然汉人和匈奴人生活习惯不同,那就“分而治之”,用汉人的办法管理汉人,匈奴人的办法管理匈奴人。
可领!
刘渊继承接受了汉人自秦始皇以来的官制,以此来统治汉地;对于匈奴人,则用“单于台”来管理。
也就是说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刘渊就率先实现了“一国两制”。
但这个制度天然存在两个bug:
首先,胡汉的分裂因此有扩大趋势。
面对着胡汉两种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方式,刘渊给出了分而治之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掌握政权的胡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被统治的汉人则是另一种模式,两者之间完全没有贯通的可能。
这套制度的设定,既然一开始就强调胡汉之间的分别,那么也就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其次是军事上的问题。
匈奴人是立国的根本,因此,管理匈奴人的“单于台”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那么皇太子兼任“单于台”大单于就成了惯例。
而在地方上,虽然行政长言按照汉人的办法设置流言,但兵权只能给匈奴人才放心一一而且,最好由自己的亲族担任,否则忠诚没有办法保证。
但这么一来,其实就又陷入了八王之乱的矛盾里。
自此以后,宗室内斗的杀戮果然反复上演。
刀光闪过,落下的人头跟获胜者之间,经常就是兄弟叔侄关系。
当时的人不是不知道以史为鉴,但这种人间惨剧,却是现实情形下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
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第三个问题:
如何吸引人才,其包括汉族在内的异族人才?
刘渊建立了匈奴人的国家,虽然以汉人的方式来统治汉人,但核心权力还是靠匈奴人自己的组织形式。
那么,既然权力的核心是以血缘为界的,出身于其他民族的人才,要如何才能被纳入到核心权
力中呢?
前赵(刘渊创立的国家后改国号为赵,因此史称前赵)灭亡于后赵,而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其实就是刘渊的部下。
石勒军事能力超群,到后来已经是前赵的绝对主力。
但偏偏,石勒是羯族人,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匈奴的刘氏王族是没有办法接纳石勒成为自己人的。
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双方分道扬镳。
既然前赵是以匈奴本族立国,那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羯族人接纳进来。
石勒做的越好,对匈奴人创立的前赵而言,就越是威胁。
尴尬也就在这里,明明是创业公司的核心骨干,但干的再好也拿不到股权。
因此,石勒的自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甚至于十几年后,石勒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吸纳外族人才。
乱世之中,依赖外人容易反水,他自己就是例子;过分依赖族人,无法容纳外人,他自己依然还是例子。
这两者之间的循环论证,简直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后赵也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办法是收义子,试图用亲情来消弭民族差别。
但这依然没什么用,石勒创立的后赵,灭亡于冉闵。
而冉闵,是石勒最为得意的义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