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面前,有着两列泾渭分明的臣子们。
一列身穿儒袍,手持笏板,是新成立的成汉国的文官们。
他们有少数是本地世家之人,大部分是跟从李雄过来的本家人,亦或者是寒庶子弟。
当然,掌管权力的尚书令还是他的人。
另外一列,则是穿戴武官袍的武将们。
其中有五成将军校尉们都是他李雄的亲信,两成是他父亲的亲信,剩下的三成,则是本地的世家子弟或者是依附与本地世家、与本地世家有关系的将军们。
武将一列中,为首是他的叔父李流、李骧,后面的则是姑父李含、部将任回、上官惇、李攀、费佗、苻成、隗伯等人。
文官一列中,为首的便是尚书令阎式。
阎式之前担任始昌令,在齐万年起兵反晋,阎式、李特等率关陇流民十余万流入巴蜀、汉中。
流民共推李特为主,为行镇北大将军。阎式担任李特的谋主。成汉建国,李雄即皇帝位,拜阎式为尚书令。除了世家之外,文武百官都出身粗豪,无朝廷之仪,阎式上疏请参考汉晋故事,立百官制度,李雄听从。
在阎式身后,则是仆射杨褒、太宰李国、司空李离等人。
在这些人的后面,则是几个本地世家的人,譬如谯同、张备等人。
原本李特李雄带着六郡百姓到益州就食,没想到稀里糊涂的成为了流民帅,又以为晋朝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成立汉国。
结果
齐王之乱被平定,他这边变得风雨飘摇起来了。
尤其是本地世家的势力,最让他头疼。
对于益州的世家势力,李雄还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搞清楚他们的关系。
说到益州本土世家势力,就不得不从刘焉刘璋父子说起了。
东汉中平五年,刘焉向汉灵帝提出“废史立牧”的建议,原因是因为当时地方的情况确实是比较恶劣,理论上刺史只有监察的权力,没有行政的权力,州刺史权重太轻,处理突发的事件有些不方便,所以就干脆用州牧换掉州刺史,派一些宗室清流到地方,算是为汉室留一条后路。
其实刘焉并不是真正忠于汉室,因为在东汉的乱世中,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朝中重臣还不如地方长官。
至少地方长官能够掌握的资源比朝中要多得多,也能更好地进入到中原逐鹿的状态。
正巧在当年比较乱套,各地黄巾军复起,益州刺史郤俭政绩不佳,于是刘焉得偿所愿,成为了益州牧。
光成为益州牧也不算真正控制了益州,就像中央对地方失控一样,如果州刺史或者州牧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也很容易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架空或者瓜分权力。
从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刘焉为了加强对益州的统治,他吸收了很多从益州外部州郡避难而来的流动人口。
这些人要想与益州本土大户竞争就需要依附刘焉,刘焉也需要他们作为自己的嫡系力量。
这支力量被史料中称为“东州士”,是益州中很活跃的一支力量,一直持续到蜀汉灭亡。
因为“东州士”的力量,刘焉对益州的控制还是可以,不过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在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刘焉去世,益州本土大户的代表人物赵韪、王商等人推举刘璋为新的益州牧。
刘璋性格相对于刘焉来说比较软弱,他虽然也采用刘焉那种以“东州士”对抗益州本土大户的策略,但是并不彻底,对益州本土大户的诉求也给予一定的满足。
刘璋的策略让益州本土大户稍稍归心,但也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统治的不信任。
在刘焉、刘璋父子与刘备、刘禅父子统治益州时期,益州本土大户对外来户的矛盾是益州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在刘焉时期,二者之间的矛盾就相当激烈,主要是集中在益州本土大户与“东州士”。犍为太守任岐、益州从事陈超、校尉贾龙纷纷起兵反叛刘焉,不过在“东州士”与青羌人的支持下,刘焉还是平复了这次叛乱。
在刘璋时期,同样发生了益州本土派系对“东州士”的叛乱,赵韪与益州大户联合反叛刘璋,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全部都响应赵韪。
“东州士”深知益州本土大户对自己的仇恨,与刘焉父子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在“东州士”的殊死抵抗下,刘璋还是艰难地击败赵韪。
或许就是因为这次叛乱,刘璋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态度转为安抚和拉拢,导致“东州士”对刘璋的态度转为冷淡。
刘备能够与刘璋联盟并进入益州,最开始是因为张松和法正二人的帮助。两个人一个是益州人,一个是关中人,属于“东州士”,在这里似乎不太好对益州本土大户和“东州士”对刘备的态度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
不过在刘备入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明显“东州士”更加欢迎刘备,益州本土大户的抵抗程度更加激烈。
这里应该由刘璋对二者态度转变的原因,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刘备用暴力手段推翻刘璋对益州的统治,对益州人来说也有一种被侵略的共情。
毕竟刘备也是一个外来者。
而后刘备包括刘禅统治益州时期,益州内部的派系和矛盾更加复杂,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派系:北方元从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