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僧侣将话说完,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
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佛法高深罢。
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恐怕不止佛法,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
僧人眼睛一亮,接着说道:“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
这是要拉我进佛教?
王生轻轻摇头。
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王生对佛教,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
信
是不可能信的。
不过
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与这等人交谈,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
不知道问政事,这法护比丘会如何作答。
王生心中也有了一些兴致。
中秋快乐。,!
有很多概念,观念和佛教的概念,观念相似。
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
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
结果就是“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小乘禅学强调呼吸,吐纳,运气这些东西,跟道教的调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神话体系,道与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
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