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王生眼睛微闪。
“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来白马寺,除了赏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说道:“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
法护比丘?
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问道:“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
王生这个问法,当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问法,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
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万万不能得罪。
僧人,要吃饭,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
“施主,这法护比丘,乃是当世高僧。”
说着,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
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其祖先是大月支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敦煌。
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每日万言,过目成诵。天性纯洁,品德高尚,操行精苦,诚实好学,万里寻师参学,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
晋武帝时期,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
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
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
随师父去了西域,游历诸国。
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文字也有三十六种。
法护一一遍学,贯穿综合诂训,各种音义字体,沒有不认识的。
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沿着回汉地的路,一边走,一边译出,写为汉文。
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
一心营办的事业,唯是弘通佛法,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虽然辛劳,却从未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