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老朱也不是傻子,他虽然想把大明建设成一个大农村,但农村也得有商人负责交易,不然耕牛、种子、镰刀、锄头,没有的地方如何互通有无?而生产出来多余的粮食,又卖给谁去?所以老朱虽然重农抑商,但也仅仅是“抑商”,不是“绝商”,并不想把商人统统都给赶尽杀绝。
老朱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其实是通过打压商人群体的地位,以及通过官府的“市籍”等手段,控制商人的人数,并且通过高额的苛捐杂税来控制中小商人的收入,让经商成为一件充满风险而收益极为不稳定的事情,这样农民和卫所百姓就不会向往成为商人,由此就能让农民和卫所百姓不离开土地,而如此一来,大明才能拥有稳定的税基和兵源。
或者说,“耕稼劝,则农业崇,而弃本逐末者不得纵由是,赋税可均而国用可足”这句话才是老朱的用意,他正是见识到了宋朝商业繁华后,百姓崇尚商业而无人愿意农耕,同时军队战斗力奇差无比,甚至有“领了阵前赏赐,射了一轮箭就算对得起官家了”的奇葩现象,认为商业导致了国家的税基和兵源不稳定,所以才不用宋朝的旧法,而是另起新法。
当然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践,事实已经证明了老朱的新法也不是那么的靠谱。
因为随着元末战乱的余波结束,百姓过起了太平日子,那么时间长了,贸易的开展几乎是必然的。互通有无是群体的本质,上古时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类族群才逐渐扩大,形成了部落联盟,如今道路平整、信息往来便利,更是不可能靠《大明律》来抑制,所以商业的发展肯定是没人能阻止的。
而如今姜星火让肥富演这么一出戏,自然是接下来的谋划做预热。
肥富和几个日本商人面面相觑,只能老实答道:“没有。”
“喔,充军流放、当场杖毙,二选一,自己选吧。”
“人家不过是路边卖饭团,何至于此?”
这时候刚吃了肥富卖的饭团的文官们坐不住了,虽然卖的贵了点,但质量没问题,吃着香还吃饱了,总不能自己吃饱了就眼看着人家被打死吧?于是纷纷开口道。
朱高燧在马上扭身,认真答道:“我爷爷这么规定的。”
“这”
文官们面面相觑。
朱高燧话锋一转:“不过既然大人们给你求情了,那倒也是不必非得从这二选一,交个罚款吧,便放过你。”
不待商人开口,朱高燧旁边的人熟练地算起了账目。
“先算该缴纳的钱有车马拉着,四匹马,车马税三千二百文;看起来是逃了税的,那条税、门税、关税,意思意思,补缴个七百六十文吧;这汤里有鱼,要补缴鱼税;饭团有醋,要补缴酒醋水;还有落地税。”
“再加上罚款,凑个整一共一万五千文,十五贯钱,拿来吧。”
肥富和几个商人东拼西凑,兜里也没凑出这么多钱,好说歹说,又抵押了一匹马,方才狼狈脱身。
众文官看的不是滋味,不过倒也没人上去替他交罚款,只是有人低声抱怨道:“方才还觉得这商人赚钱来的容易,如今看来,却是白忙乎一场,倒搭进去了。”
这时候宋礼路过,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稿,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
这便是说农业是生产物质的,而商业是交换物质的,如果没有商业交换那么农业就病了,而如果没有农业大家都去搞商业,农业就病了,所以农业与商业要进行均衡。而如今到底是谁病了呢?
刚刚发生的小故事,让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围观的文官们,都有些若有所思了起来,当然,他们思考的不是这出戏对于商人来说是怎么样的,而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怎样的影响。
眼下王景怕是要倒了,而变法派气势如虹,国师刚刚在“三问三答”的第三次问答里讲过商业,如今又来了眼前这一出,其中的寓意自然不言自明。
那么在眼下这个变法来到了新阶段的节骨眼上,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到底要如何站队表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皇宫,华盖殿。
经历了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后,筹备了一个多月的典礼终于来到了最终的环节。
也就是重新上谥号,重新献《太祖高皇帝实录》。
嗯,其实建文帝朱允炆已经给他敬爱的皇爷爷搞过一遍这套仪式了,只不过当时没折腾大臣们一天内完成祭拜孝陵和眼下的这两件事倒不是朱允炆比朱棣心肠好,而是老朱死了以后先搞了一套入葬仪式,然后才修的《实录》。
昨天的时候,礼部的三位,就已经同鸿胪寺卿在奉天殿中设溢议案了,如今不过是照本宣科。
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该有的一样不能少。
朱棣换了身衮冕,驾临华盖殿,坐在龙椅上当木偶。
然后礼部尚书卓敬作为捧溢议官,立于丹陛之东。
等鸿胪寺卿进来启奏以后,执事官行礼,文武百官礼赞,然后五拜完毕,奏请升殿。
导驾官前导,教坊司吹奏大乐,然后按照文武百官按顺序站好自己的位置,曹国公李景隆站第一个,作为监修官,待会儿他得把总裁官解缙负责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给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