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敬抑扬顿挫地念着手中的东西。
“帝王有圣德神功者,必有尊溢徽称,荐之于天,刊于玉简,昭示无极。故三皇之称日羲、轩,二帝之溢日尧、舜,逮及禹、汤、文、武之称,皆由功烈谋漠之盛,此万古不易之典也。”
“太祖高皇帝配功德于乾坤,焕光华于日月,帝王之盛,无以复加。跻于遐龄,上宾帝所,万方哀悼,思慕不忘臣等谨遵古典,稽溢法,太祖高皇帝宜尊溢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宜尊溢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这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朱棣自然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李景隆带着百官再行四拜,礼毕后,朱棣亲手举着溢议,交给翰林院进行撰写册文,上谥号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然后是李景隆献上《太祖高皇帝实录》,皇帝给参与编修的人员发赏赐。
朱棣这次很大方,不是按照建文帝修那版《实录》的赏格发的,而是直接按照高一档修《元史》的标准,再加一档进行赏赐。
对于负责编修的儒生们来说,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因为《实录》早就修好了,他们只需要照着建文版的进行删改就行,有的人压根没动几笔,而拿到手的赏赐却比之前的编修者足足丰厚了两个档次。
“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伯爵是超品,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所以只念爵位),赏银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赏银八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誉写监生、生员、儒士各银十两,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
到目前为止,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
由于是正经的朝会,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有事可奏,无事退朝。”
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大家都松了口气,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王景都躺板板了,谁还想上去触霉头?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正是工部尚书黄福。
“臣有本奏。”
朱棣点了点头,说道:“准奏,黄尚书但讲无妨。”
黄福应了声后,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
“《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载: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军国之费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农者乃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
“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所谓‘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古之至理也。”
“臣闻陛下欲开海禁、行商贸,以求财利,为国大不妥也,望陛下深思之。”
黄福话音落下,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
朱棣皱了皱眉,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实录》冷笑了一声,问道:“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
“法无古今,唯时而已。”
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
“臣并无此意。”
黄福连忙否认,随即又恭敬地说道:“臣以为,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正是应该与民休息,劝科农桑的时候,此‘时’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既然‘时’一样,那么‘法’便不应该更易才好。”
得,黄福这是版本更新,迭代新打法、发力新赛道了。
他也不嘴硬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承认“法”可以变,但是得根据“时”来。
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
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他也委实辩不明白,于是看向了姜星火。
老和尚今日告了假,不知道去忙什么了,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
姜星火出列,拱手道:“臣请廷辩,愿陛下允。”
廷辩,亦作“廷辨”,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用以辨别是非曲直,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
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若廷辩,恐失执政之体”(出自《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道二年》),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
而到了南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建炎元年六月》记载,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所以就有了“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请与之廷辩”。而此风一开,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执政(宰相)们隔三差五就廷辩,吵一轮方肯罢休。
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当然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