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火心里清楚,老朱的海禁政策,对于靠海吃饭的南方,从来就没真正起效过,朝廷虽然每隔几年就强调一遍,但作用还是有限的。
吴家虽然在扬州、淮安等地颇具影响力,甚至还开辟了淮河支流的运输渠道,但对于偌大的大明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完全算不得什么。
在这个最初的原点,如果姜星火能通过盐法改革,控制或影响大明的主要商帮,那么或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这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姜星火的出现,对于三杨等人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人生观冲击。
在儒家的治理理念确实解决不了帝国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尖锐问题,在各种制度经过三十多年演变逐渐变得僵化且死板的时候,姜星火的变法,就像是给一潭死水里注入了新的源泉。
但大明一旦进入初步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必然会后来居上,取代自然经济作为社会的物质地基,与之同步的是,逐渐壮大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必然也会觊觎顶层结构。
手里宝钞多的富户,乐意多花点宝钞,至于去两淮盐场取盐的事情,自然不需要他们操心。
杨士奇轻声道:“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
再往门外看去,有些身材雄壮的汉子,正在用警惕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里。
杨士奇点点头,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太过开放和扶持商业的原因,若是朝野上下形成风气,那百姓心中的那颗逐利之心就会无可遏制,不仅是朝廷不好管理百姓,而且朝廷控制百姓的手段,也会失效。”
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他们对待姜星火的政策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掌柜摆摆手示意他退下,继续低头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
“掌柜,我们来做交易。”
见姜星火半晌没说话,李增枝这时候作为中间人,也是提醒道:“国师,那您看?”
换谁是商人,谁都这么选。
“——可是这样朝廷能有钱。”
吴家也算是半个皇商,不论是现钱还是不动产,底蕴都极为丰厚,即便是割舍掉了粮食生意,还是出得起这个钱的,更何况朝廷也不是直接抢劫,而是让他们用宝钞来换盐,换到的盐可是实实在在的。
而历代王朝,教导皇子皇孙,《商君书》是必读教材。
姜星火不可能自己培养出一堆不受控的资产化身,有鉴于目前大明的商帮,因为盐业的全国性和高利润,基本都涉及到了其中,那么这次手握整顿盐业的全权,就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布局了。
海贸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代,粤地农业欠发达,亩产量远远比不上江南,但却有着独特的海洋贸易区位优势,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府,想要多弄点钱,都得靠海贸走私这条路,所以上到布政使司,下到地方官府,其实都心知肚明,甚至主动帮忙。
——那就是借此彻底洗牌整个大明的整体商业格局。
只需要邻里亲朋信的得过的人去取盐,大家凑一凑,自然也就成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种好事还有没有第二次,便宜盐放自己家里囤着,总是没错的。
朝廷缺钱,国师能在不造成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搞钱,他们不能,就这么简单。
这里的意思很好理解,就连朱瞻基这种小孩子都听懂了,说的无非就是赏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反之亦然。
因此当宝钞泛滥的同时,各种商业活动也越发兴盛起来。
姜星火顿了顿,又道:“这次算是戴罪立功,要好好配合接下来的盐业整顿,两淮盐场的产销区不匹配的事情,一定是会调整的,调整了对谁都好,不用有那么多的盐税负担,也省的百姓吃不起官盐。”
但是盐法也不是随便改的,尤其是开中法,有着食盐销售与军粮运输的双重意义,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坐视盐业的利益严重受损,毕竟这里面牵扯到的利益是很庞大的,所以姜星火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怎么使用的宝钞,使用频率就更低了,相当于自己把宝钞的流动性给弄得更差了。
淮商吴家之于安陆侯府,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问题就出在,离湖广和江西更近的广东,由于濒海所以盛产海盐,但老朱却规定“广东之盐,例不出境”,这就造成了湖广和江西吃不到、吃不起淮盐,而与他们在地理上接壤的广东却呈现出盐多的卖不出去的情况。
吴传甲吸了一口气道:“李都督、吴副总裁官请放心。”
“自是可以的,我们店里铜钱充裕,贵客想换多少应该都没问题。”
盐是国之生计,绝不容许任何人彻底掌控,哪怕是皇亲国戚都不行,必须是由不同区域进行分销的,因为它关乎社稷稳固。
而不管是哪个皇帝,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允炆,亦或者朱棣,都不会允许有一颗棋子脱离他们的控制。
吴传甲重重颔首。
“当然不会。”
正值休沐,杨士奇受了朱高炽的委托,带皇孙朱瞻基出来逛逛,见识见识民间的情况,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杨士奇不由地喟叹道。